《梅花易数》与《周易》之占天穰悬隔，乃江湖数术之类。邵雍易学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借易数推究天地万物之理，探求阴阳终始之变，属于学的范畴。安与听经纬分明，不可相提并论。《梅花易数》卷二之《三要灵应篇序》曰：“吉凶悔吝有其数，然吾预知之，何道与？必曰：求诸吾心易之妙而已矣。”又说：“易之为卜筮之道，而易在吾心矣。”所以《梅花易数》又自称为“心易”，如卷二第一篇称为“心易占卜玄机”，第六篇则称为“八卦心易”，并明确提出：“占卜之道，要变通得变通，得变通之道者，在乎心易之妙耳。”就是说，占卜之道，全在一心。

    具体到起卦，就是完全凭借占卜之人灵机一动，随心所欲而确定的。由起卦方法，看到《梅花易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耳闻目睹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选取其中某一两个方面，随意地联结为一个虚假的事物，并企图以此为前提，推论出真实可靠、确定无疑的结论。这样，《梅花易数》就把自己预知吉凶祸福的方法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殊不知，虚假的前提是推不出确定真实的结论的。“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讲的让敌人依据虚假的前提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的道理。根据同样一卦，不同的占卜者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抛开其它占筮体例，仅就虞翻易学而言，求得某卦，就可以通过卦变说引出另外的一卦，通过旁通说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卦，然后再与互体、半象等说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取象，便可随意选取其中某些卦象之间的关系，作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各种判断。

    王充《论衡》和《北堂书钞》记载一个大致相同的事件，讲的是孔子门人子贡作为使者到各地游说，到了归期仍然不见回来。于是孔子占了一卦，得到鼎卦，以变爻九四占断，其爻辞为“鼎折足”。孔子的门人们依据这个爻辞都说：“卦中说没有足，看来，子贡暂时回不来了。”惟独颜回笑而不语。孔子问其故，颜回答道：“子贡一定会回来，即使没有足，也会乘船回来。”颜回之所以说“乘船”，是因为鼎卦的下卦是巽，巽为木。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同样的一卦推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都能讲出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这就清楚地表明，依据《易》卦这种虚假的前提，推不出确定的结论。因而，《梅花易数》仅凭随意拼凑的前提进行推论，其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梅花易数》的作者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种占卜方法不可避免的失误，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他们认为，仅有内卦（指所起之卦）不行，还必须参考外卦（指占卦时所闻所见之物象的感应）。“不知合内外卦为断……则鲜见其有验者”；“内卦不可以无外卦，外卦不可无内卦。

    占卜之精者，无非合内外之道也”（《内外论》）因此，《梅花易数》又提出了“三要十应”的方法。“三要”即运用耳目心思三者之要。“应”，即外物之感应。认为依据所见所闻皆可作出判断，见吉则吉，见凶则凶。诸如云开见日，事必增辉；烟雾障光，物当失色；月忽当雨，宜近清光；雨乍沾衣，可蒙恩泽；二男二女，重婚之义；一僧一道，独处之端；逢猎者，得野外之财，见渔夫，有水边之利；乌鸦报灾，花鹊报喜，犬争恐招盗贼，鸡斗主有喧争……如此等等，《梅花易数》称之为“事事相关，物物相应，是以验吾占卦之切要也”（《动静》）。

    《梅花易数》此番议论，自以为得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迷惑求卜者的障眼之法。从上述事例看到，其借以推断吉凶祸福的应验之象，无非是占卜之时偶然碰到的一些现象，企图依此作出即兴的必然性判断。而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则，偶然的联系得不出必然性的判断。因而，依据《梅花易数》的方法作出论断，也是靠不住的。

    《梅花易数》按照《梅花易数》的说法，占卜吉凶晦吝的关键，“在于区分体用之卦，察其五行生克比和之理”（《八卦心易体用诀》）。就是说，确定体卦、用卦、互轧、变卦之后，即以五行生克之理，判断其吉凶祸福。个体原则可以概括为：“体克用，诸事吉；用克体，诸事凶。体生用，有耗失之患；用生体，有进益之喜。体用比和，则百事顺遂。”“体党多而体势盛，用党多则体势衰”，“体盛则吉，体衰则凶。”（《体用总诀》）“五行生克”说是《梅花易数》推论判断、占算吉凶的主要理论支柱。所谓五行生克说，是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创立的一种理论模式。

    从汉朝开始，易学家们将此种学说引入易学，用来解说《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经过西汉易学大师京房等人的阐发，后来成了算命术的一大理论基础。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五行生克是否能够概括世界上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事物的相互关系？知道，五行生克说是以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的性能或作用来说明其相互关系的。它仅仅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的属性、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粗浅认识。而大千世界的客观事物，既区分为不同的领域、类别和层次，又有相当繁杂的关系。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易传》，就讲到了相互对待的事物之间的相摩、相荡、相推、相揉、相攻、相取、相感、相易等关系，更不要说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进化和人类社会相互资助、相互融合以及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关系了。即使同一种物质，其性质也是多方面的。以水为例，它不仅仅具有“润下”的性能。就直观而言，水性柔弱，却可以滴水穿石，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盛于圆则圆，盛于方则方。水又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热则成汽，寒则凝冰。水还具有不息不止、循序渐进的性质。

   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孟子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就微观而言，水在4℃的温度下比重最大；在一个标准大气压，水的沸点为100℃；水又区分为纯水、重水、双氧水，纯水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水分解则变成氢和氧，等等，等等。因此，五行生克并不能概括世界万物的复杂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以五行生克说解释世界，也只能是以偏概全，得出片面以至错误的结论，歪曲世界及其事物的本来面貌。明末科学家和象数之学的代表方以智，将邵雍视为同张衡、祖冲之、一行等齐名的人物，并斥责江湖数术说：“其言象数者，类流小术，支离附会，未复其真，又宜生厌也。”（《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其所说的“类流小术”，即其父方孔炤所批评的“矜方占验，则流为术数耳”（《时论合编？三易考约》）。

    可见，宋明时期易学中象数之学的代表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江湖派的算命术，就此而言，亦是对儒家人文主义占筮观的发扬。邵雍的易学，提出先天卦序说，将八卦分别配上八个数字，其目的是用来标明画卦过程从右到左的顺序。可是在《梅花易数》一书中，则成了以其卦数占问吉凶的工具。对这两种传统，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在研究中，便会迷失方向。